2月23日，习近平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生长事情部署集会中特别指出，“要发挥社会事情的专业优势，支持宽大社工、义工和志愿者开展心理疏导、情绪支持、保障支持等服务”。今天，一名身处武汉疫情风暴中心的社工老师——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任敏，来分享她作为亲历者的所见所闻所思。从她的分享中，我们来看看面临突如其来的疫情，社工该如何发挥专业优势。在已往一段时间里，笔者经常接到外面各界同仁的电话，问情况如何，我们社工是怎么做的，难题在哪儿，履历有哪些，对未来社工生长的启示，以及外面的人通过网络收集数据来问询我某些数据该如何明白等。
在多次内外“通话”中，笔者都能感受到内外部人认知之间存在鸿沟。这也促使笔者意识到一个城内人（所谓城内人、城外人并非地理观点，“城内人”是指深度到场疫情救助事情的人，“城外人”是指限于种种条件无法或没有深度到场疫情救助事情的人）应有责任来促进内外相同。本文试图就前期的一些认知差异集中点做一些表达，以回馈大家对武汉的关注和资助。总体来说，笔者履历疫情时期关于专业认知有几点深刻体会：第一，很是时期差别于平常时期，平常时期的规范难以直接搬用。
很是时期的专业行动需要历经实践并从中开展研究，总结、抽象而来。第二，已往两月的武汉战“疫”，有两个突出的情境性特点：时间上处于感染病疫情发作期，空间上具有政府全面管控特征。
明白情境性对于明白城内行动十分重要。第三，在行动中始终要陪同深刻反思，与同仁之间交流、澄清，同行求知。
01依据什么专业原则行动？依据什么原则行动是我们在疫情救助中常问的一个问题。2月中旬，笔者有学生进入隔离点服务组做线上服务，很快遭遇一个难题——案主给学生提出来“你能帮我联系住院吗”。这是学生服务中经常遇到的问题，怎么办，怎么回覆？在很是受挫亦不知所措的情况下，笔者组织学生们在线讨论。
有人指出：“告诉老人们我们只是学生，有些事情我们是做不到的，可是我能做到的是天天来陪你聊谈天”，也有人提出一个问题：“对于我们做不到的事情，我们是一开始就拒绝不给对方希望好呢，还是我们给他希望，尔后来让他失望更受攻击好？” 学生们得出的结论是：“还是一开始就拒绝，讲清楚界限好，省得后面案主失望反而攻击更大。”笔者对此做了督导事情， 建议学生们：“案主们已绝望地等候多天了，这时需要输入希望，如果是我，会有差别的处置法，说‘是啊，床位的问题太难了，我也真是没有掌握能否帮您争取到一个床位，但我们可以一起去实验。
我听说微博肺炎超话上发帖子求助的，平均5-6天可以获得床位，那么我们明天开始把您的求助信息公布上去，接下来几天广为公布……对了，信息公布要规范，我们一起来整理，而且听说有社工志愿者专门帮助整理求助帖子，更规范的帖子获得关注的可能性更高，我们来琢磨下 ……’而5、6天已往了，很可能方舱开放更多，社区就可以摆设床位了呢？而如果还没有，那我们就说，‘现在中央很重视，人民日报也开发了渠道，听说3-4天就可能有回应了，我们继续实验下，我们不放弃，坚持就有希望……’如果我们跟案主一起行动，带着希望，加上逐日陪同，撑过十天，那时候自然就有床位了。”为什么会如此说？我的明白是，之前学生们讨论的原则都是对的，可是那适用于平时稳定情况。
在稳定情况里，今天不能解决的问题，明天、后天往往也不能解决，一切是高度可预期的，所以，我们在事情中直接划定界线说我不能做到这点，可能没问题，但现在是很是时期，情况天天都在变。2月4日，武汉开始有方舱医院开仓，且还在陆续开放，这些都是资源；2月10日下达“应收尽收”的指令，纵然是实施需要时间，那也不外晚些天的事。而其时已2月15日了。
但一般的案主，尤其是文化资源和信息通达度不高的老人在困窘情况下可能认知不到位，所以那时候不要去掐灭案主瞥见新来一批资助者而升起来的希望的小火花。这个案例说明很是时期不适用于平时的事情原则， 我们需要情境化地去处置惩罚问题。
而且这显然也跟同学们对情境认知不足，是跟他们刚到场救援、缺乏涉入“深度”有一定关系，而这也正是他们发展的时机。02 “线上+线下”服务模式创新？这个模式从一开始就有城外社工同仁与笔者电话讨论过，认为这当是本次疫情期间社会事情行动的一个创新之举。但大家都提得简约，“线上+线下”的主语究竟是谁？各人所指差别，林林总总，好比有些人明白“社工线上+服务工具线下”，有的明白为“社工（团队）线上+志愿者线下”。而比力多的社工同仁明白为“社工（包罗机构）线上+社工（包罗机构）线下”联动，其中社工也指社工治理的志愿服务团队，即包罗医心志愿气力；这能明白，因为我们就是社工。
但如果认为是“社工线上+社工线下”，这需要做点澄清。这与其说是现在已有做法的履历总结，不如说是预期未来我们将去施行的一个做法。而如果它建立的话，也主要是我们社工在后期获得到场行动正当权后，服务于“隔离点“这么一个短时期内的过渡性做法。
准确些说，现在存在“社工（团队）线上+志愿者线下”联动模式。纵然个体社工到场线下也基本是疏散“志愿者化”了。
原因有以下两点：一是前期感染病疫情发作期间，各行各业的行动都要听从国家的统一部署，在没有行动正当权、防护物资奇缺的情况下，社工是出不去的。而且也没有哪个社工机构敢于负担熏染风险把社工派到线下去事情。
武汉市的岗位社工少，所以社工嵌入在社区行动体系去行动的也少。这时是有个体社工自发去做志愿运动，但实际上我们是难以社工的名义去行动的。二是当后期风险降低了，我们就恢复平常时期的事情模式了。
而我们平常时期的模式，自从有了在线相同技术和工具以来，我们一直都是“线下+线上”模式运行的。好比一个社工一周去探访某案主老人一次，那么非探访时期固然随时是可以通过“线上”来保持联系的。总体来说，停止3月中旬，这次武汉的社工到场服务基本只是“线上”，这是由行动是否有正当性以及感染病疫情的阶段性特征决议的。
但老实地讲，我们在不能出门的情况下，在没有谁发动我们的情况下，我们并没有“安居一隅”“岁月静好”，而是想尽措施，可以说我们不少人都没日没夜地自发投身线上的抗疫事情，这自己就很是值得肯定！体力到场重要，脑力到场也重要；一线服务重要，而资源链接、政策提倡、督导培训、社会提倡等这些事情都很重要，甚至联合疫情发作期的需求和抗疫特点而言，这些事情越发重要。我们不须要因为无法第一时间以社工的名义到场“线下”做服务，实现令人振奋的“社工线上+社工线下”联动，就妄自肤浅。非令、无组织、不乱动，在很是时期，这其实是听从抗疫大局的做法。
这种提法内含的创新之处和重要意义，于这次的抗疫履历而言，其实并不在于“社工双线“联动，而在于强调当“线下”不能行动时，我们可以通过“线上”行动，线上事情同样是有成效和有价值的，而且我们可以总结详细的线上行动模式。但总结模式并实时推广也可能内含一个悖论，一方面模式总是具有简化和固化的内在，以便于识别和流传；另一方面在全新情况下，一种新模式的迅速流传会引发“抄作业效应”，即大家都倾向拿来即用，这反而会压抑社工在详细情境中缔造性解决问题的动力。一个可以克服“抄作业效应”的方式是引入行动研究，即以开放的心态保持反思，在行动中朝着如何实现更好的服务目的而不停地讨论、革新。
据笔者所知，武汉当地社工一边在努力地推广这些线上服务群模式，如“4+1”模式等，另一些人也在反思逾越，努力探索新的实践履历，好比强调“一一对接的责任人”方式，以及看似被动的“应需才动”在针对详细差别人群的服务中可能更适用。基于对各种服务方式的视察，笔者认为，我们的研究也许更需要深入地去追问一些细致的问题，好比 “线上”服务中，大群、小群各自的功效是什么，服务是接纳大群、小群、个案方式，还是大群加小群，还是大群+个案方式，依据什么服务场域而定，什么样的案主群体特征而定，以及差别的场所和工具服务方式虽然差别，可是又有何相同等。
只管现在的履历不支撑这种模式，但这个观点却很是好地引发了我们的想象力，而且正是这种想象力与履历之间的差距使得我们可以进一步去探索，何以这次不行，未来什么条件下可以实施，从而为未来的事情做好准备。这也凸显了“线上”服务的重要性及其可探索性，让我们探索“线上”与“线下”服务的区别与关联，以及促进信息技术在服务中的应用研究。03社工“牛”在哪儿？有几个城外社工界同仁打电话跟我说，你们武汉社工好牛啊，好比你们引发了“社区+物业”分工抗疫模式。这背后折射的是城外人对武汉社工在很是时期迅速协调行政和市场气力行动的高期待，但认知需要客观，应该说武汉的社工角色生长还尚待时日。
这种事情若发生当属极个体特殊情况，缺乏总体基础。在疫情时期，“社区+物业”分工抗疫模式应该主要是社区事情气力在响应上级的任务和回应住民期待中相互协调形成的，许多社区岂论有没有社工到场，都在这样做。
在没有这样做的社区，社工可以建议他们这样做。但总的来说，社工不太可能“牛”到主导社区居委会和物业去干什么，因为我们不是他们的向导，没有资源，可以让他们“听”我们的，这没有组织基础，不合逻辑；而且尤其是在任务压力超负载的当前状况下。社会中许多精英，我们社工的角色就是发现、引发精英、协调各方资源来行动，应该说许多时候我们在行动中恰恰是要淡化自身的“精英”色彩的。
但疫情时期，纵然我们社工没有引发或说主导社区和物业去缔造一种互助模式，如果身体力行地到场协助他们事情，无论是线下还是线上，这自己就是很是有意义的。据笔者所知，有些社工就是以志愿者的形式到场社区送菜送患者之类，协助社区和物业事情，这自己就很是值得歌颂。此外，在疫情发作期这种特殊情境下，最重要的抗疫气力是医护人员和政府系统，而社会事情者没有正当性举行系统介入的时候，我们就只是作为带社工印记的志愿者深入各个空间到场其中。如果非要区分我们跟普通志愿者的区别，可以说是我们许多行为都是“有意识而为之”的，且带“技术含量”的。
好比据笔者视察，疫情期间，在一些大群里，如果泛起人群言语冲突了，社工们就会“跳”出来，作为社会事情者，我们会随时随地自觉地去负担协调者，促进人群相互明白和社会融合的谁人角色。而且这些时候，说什么话，怎么说，我们都是带有理论考量的。在疫情期间，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的学生们一直努力提倡做“行走的社工”，即随时随地、随情随田地根据社工的价值、用社工的技术去待人做事。
社工通常并不占据富厚的组织资源，也并不都是精英，所以在权力和能力意义上我们很难说多“牛”，好比在链接资源方面，相信有许多运动能力强的志愿者比我们“牛”多了。固然那也是我们的努力偏向，但现在我们“牛”在我们有深切的价值眷注，一直被训练以人为本，主动到场，“自觉”行动，促进社会公义、和谐与康健。笔者坦陈，作为身处武汉疫情重灾区的一名社会事情老师，具有“教师+社工”双重身份，在疫情之初心田十分焦躁，那时眼看着只有医护人员和政府人员、志愿者在行动、能行动，而作为所谓专业社工的我们基本被困家中，似乎什么都帮不上，跟许多同工一样，一时之间我的专业认同焦虑被激惹起来，经常自我怀疑。
但所幸笔者反思很快，从专业自证的焦虑中挣脱出来，认识到此时重要的基础不是任何人、任何群体的自我证明，而是以抗击疫情为中心，投入救援、认清形势、摸准需求，有效、高效地去促进各个群体的需求获得满足，问题得以解决，那才是/就是我们要做的。我也认识到，至于什么样的行动才凸显专业性，面临全新情况，专业行动是在行动中变得专业的。那么首当其冲的是驻足现实，到场进去，然后在到场中保持思考、连续反思、交流讨论，在行动中求知，经由行动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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